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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对于智能手机、计算机、汽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安全和其他应用至关重要。无法获得半导体的经济将陷入停滞。因为半导体制造集中在东亚。为此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在获得半导体方面遇到了困难，他们现在希望将生产迁至离本国更近的地方。
亚洲是如何在这一领域获得比较优势的？寻求促进国内半导体制造的国家是否有经验教训？
John Bardeen 和 Walter Brattain 于 1947 年在新泽西发明了晶体管。Tadashi Sasaki 当时在新泽西，与斯坦福大学教授 Karl Spangenberg 一起研究晶体管的前身。Sasaki 设想在集成电路中添加晶体管，为他的公司夏普生产袖珍计算器。他的工程师在大阪大学学习计算器技术。Sasaki 寻求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 芯片以节省电力。日本公司拒绝供应这些产品，所以佐佐木说服美国公司 Autonetics 生产它们。Autonetics 拥有利润丰厚的军事合同，而为计算器制造芯片的利润率很低。Sasaki 告诉 Autonetics，他们将边做边学，赚取更多利润。
然后，夏普和其他日本公司生产了数百万台带有美国微芯片的计算器。以前拒绝供应夏普的日本半导体公司开始抱怨。之后，日本政府禁止日本公司购买美国芯片。Autonetics 在被承诺从学习曲线中受益后，不再能够为夏普或其他日本公司生产。
日本公司随后掌握了在美国开发的CMOS技术。许多美国公司错过了 CMOS 在消费品方面的优势，并为军事应用制造了 PMOS（positive-MOS）和 NMOS（negative-MOS）芯片。当 CMOS 节省功耗和促进小型化的潜力变得明显时，日本公司处于领先地位。1980 年四家领先的半导体公司中有三家是美国的，而 1990 年前四家半导体公司中的三家是日本公司。，日本公司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市场上的份额从 1978 年的不到 30% 增加到 1986 年的 75% 以上。
美国公司通过要求保护主义来回应日本的巨头。他们抱怨日本政府将 Autonetics 等美国公司排除在日本市场之外。美国原告对日本提起反倾销和301条款。1986年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暗示日本半导体市场20%将流向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将提高价格并限制出口。通过政府法令确定市场份额代表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巨变。
美日半导体协议专注于DRAM，为韩国提供了机会。韩国面临来自北方入侵的危险，并优先发展经济来应对这一威胁。政府将银行贷款分配给企业以进行出口，并且只继续向成功的出口商提供贷款。Pecht等人观察到，认识到发展势在必行的韩国工人勤奋和爱国。
1980 年代，三星董事长 Byung-Chull Lee 将 DRAM 芯片确定为有前途的出口行业。由于政府贷款担保，三星可以满足半导体制造的大量投资要求。1983年三星从美国获得DRAM技术，三星的工程师日夜研究该技术。随着三星实力的增强，日本公司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和有限的数量进行销售。三星可以以这些更高的价格不受限制地销售。它将这些收入用于研发和资本形成。到 1990 年代初，三星成为领先的 DRAM 生产商，并在 2021 年保持如此。
虽然韩国在制造 DRAM 等存储芯片方面占主导地位，但台湾在生产中央处理单元和图形处理单元等逻辑芯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台湾的通货膨胀率也在 1973 年升至 22.9%，1974 年升至 40.6%，台湾在 1974 年失去了日本资本货物的渠道。面对多重危机，台湾为了生存，优先发展经济。许多华侨表示愿意无偿帮助台湾。例如，著名的David Sarnoff Laboratories负责人潘文元主持了一个由领先的海外华人研究人员组成的技术咨询委员会（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 ：TAC）。
TAC 建议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台湾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所（ITRI）来监督其开发并从 RCA 购买半导体技术。工研院招聘了 40 名工程师，其中一些拥有美国博士学位，他们努力研究这项技术。工研院于 1979 年分拆出联合微电子公司，并于 1987 年分拆台积电 (TSMC)。台积电不设计集成电路，而是根据客户的规格制造集成电路。它现在是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公司。许多相关企业在台湾涌现。
亚洲经济体还有另一个优势。半导体行业需要在研发和资本形成方面进行大量持续的投资。东亚经济体具有较高的私人储蓄率和严格的财政政策。高国民储蓄促进了投资，使芯片制造商保持竞争力。
受到韩国和台湾成功的影响，马来西亚也利用产业政策来追求尖端的半导体产业。然而，与韩国和台湾不同，马来西亚没有面临生存威胁。为了与 ITRI 平行，马来西亚于 1985 年成立了马来西亚微电子系统研究所 (MIMOS)。MIMOS 于 2000 年从半导体公司 Silterra 分拆出来。然而，正如报道所说，马来西亚没有选择最合格的候选人来领导 Silterra 和其他机构。政府的平权行动倡议有利于土著公民），而不是印度裔或华裔马来西亚人。Rasiah 指出，马来西亚没有选择德国公司奇梦达的董事总经理 Loh Kin Wah 来领导 Silterra。政府还拒绝向非土著领导的有活力的电子公司提供补助，并继续支持本土公司，即使它们的表现不佳。马来西亚对再分配的强调造成了寻租损失。其半导体行业从未发展到更高附加值的活动，如设计、研发和制造。
对于寻求培育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的国家来说，东亚的经验有一些政策教训。
首先，政府的慷慨比面对竞争更重要。虽然美国研究人员发明了晶体管、CMOS 芯片、LCD 显示器和其他突破性技术，但亚洲公司经常从中获利。美国电子公司受到国防合同的困扰，缺乏将新技术转化为适销对路的产品的动力。亚洲公司在苛刻的消费市场中竞争，必须谨慎选择技术并使用它们来生产理想的产品；
其次，企业家是必不可少的。Sasaki 使用 CMOS 集成电路使计算器小型化的愿景导致数以百万计的计算器被售出。Byung-Chull Lee 认为 DRAM 芯片很有前途。三星随后在存储芯片方面的成功为其 2021 年市值超过 10 万亿美元做出了贡献；
第三，当政体联合起来应对威胁时，产业政策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专家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时，代理人为了共同利益而共同工作的单一行动者模型可以解释结果。另一方面，压力集团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追求租金的利益集团模型更能解释和平时期的民主成果。韩国和台湾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工人和其他人将经济发展视为生存的关键，并联合起来实现它。然而，马来西亚缺乏生存威胁，专注于重新分配。在马来西亚，产业政策导致寻租浪费，并没有提高效率；
第四，教育和技术转让至关重要。亚洲投资于教育。Sasaki 受过良好训练，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公司应该投资的技术。韩国和台湾的工程师有能力并吸收了美国公司的技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能够更好地吸收国外的专业知识；
第五，保护主义可能适得其反。日本拒绝让像 Autonetics 这样的公司继续向日本销售半导体，以及美国对日本芯片公司的行动最终削弱了两国的半导体产业；
第六，高国民储蓄率促进了保持领先地位所需的大量投资。拥有巨额预算赤字的国家可能会挤出必要的投资；
第七，利用激励措施很重要。专家指出，韩国停止向未能出口的公司提供贷款。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继续支持表现不佳的土著公司；
正如Eric Schmidt)所观察到的那样，寻求加强其技术部门的国家不太可能通过在问题上投入资金而取得成功。相反，他们应该调整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家，教育他们的劳动力，并明智地采用产业政策。
